记者点着头，道：“可我们却看到了青基会在这个案子里，不仅要证明自己在媒体所写文章中的几件事情上没有贪污，而且还要证明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没有；不仅要证明文章发表时没有，就是在文章发表以前也没有。这个案件的数字特别多，这是因为根据被告律师的要求，你们实际上将来自香港捐款的所有原始单据都送到了香港，接受双方律师的审查。确实有些让人………”
曾家辉打断了他的话，道：“希望工程是十多年的工作拿到了香港法庭上进行检验。”
事实真是这样，庭审中盘问了青基会负责人，可等到要盘问撰写不实报道的记者时，他竟然说不来出庭作证了。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不但写文章诽谤了你一番，等你告我，我又通过法庭再次审查了你一遍。等到审查完了，我不说话了。
任谁打这个官司都有气，即便赢了官司仍是如此。
曾家辉继续谈道：“港媒对希望工程的诽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关系到希望工程的前途。希望工程是真诚和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她是清白的。我们认为，通过诉讼能够制止谣言，还希望工程清白。而且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强调：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人人都要不断从中净化灵魂，如果谁耐不住贫寒和寂寞，可以另谋高就。这场官司，决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港媒让我们所有参与希望工程的人的情感受到亵渎。”
记者：“你们敢打这个官司，就是因为自我感觉做得很好？”
曾家辉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话，而是说：“古人有一句话叫无欲则刚，为什么敢打这场官司？因为我们心里非常坦然。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诉讼，使希望工程的纯洁性更加被世人所了解。在法律的监督下，在法律面前，希望工程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东西，希望工程将更加透明，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内部的问题呢？”
“内部的问题只是运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并非希望工程本身的问题。”
长达十天左右的审理结束了，但曾家辉回到京城两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结果。此案为何迟迟未判决？其中有什么奥秘或原因呢？对这一点，曾家辉倒是早有预料。因为按照香港法律规定，诽谤案一般应有陪审团。在市民中随机抽选组成陪审团，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此案专业性较强，涉及到财务等专业知识方面，双方证据篇幅大。开庭时，法官提议不设陪审团，原诉被诉方都表示过同意，这样做，庭审效率会较高。但在最后判决的时效上则相反。有陪审团时，由陪审团当庭判定，时间较短。由法官判决则要对控辩双方的证据理由进行分析判定，要写出详尽的判词，判决结果成为香港的判例。判决时间较长，这是正常情况。
这个等待宣判的漫长时期，内地、香港和海外华人都广泛关注，这是因为希望工程这一事件本身备受社会关怀。青基会和参与这一案子的国内法律界人士，对香港法律制度还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然从程序上讲，在香港的这个诉讼案排期长和高额的诉讼费用，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这个官司的诉讼费用高达六百万港元。
三个月后，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港媒诽谤罪名成立，需赔偿青基会名誉损失及善款损失共计一千万港元。这个赔偿额度远低于预期，甚至比诉讼费还低，但曾家辉认为值得，因为裁决还给了青基会以清白！
不仅他这么认为，当判决到达的时候，国家有关领导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并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对曾家辉表示慰问，“这事儿办得漂亮！”
伴随这个判决诞生的还有审计署对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虽然仍采取了非公开的方式，但对希望工程及青基会的相关财务审计结果还是小范围进行了通报，核心就两点：一是财务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二是管理上确实存在漏洞。
有了这个审计结果，青基会人事调整就势在必行了。团中央书记办公会上，曾家辉汇报了这将近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并提请讨论青基会秘书长新人选，并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陆俊生辞职，并由其继续担任青基会账务部部长一职。
陆俊生的任免倒是获得了一致通过，可关于秘书长人选问题却产生了分歧，有两位副书记提出，“内部是否先提出对原秘书长邹小达的处理建议上报有关机构？”
第一书记不置可否，只是表示：“邹小达确实存在问题，家辉书记你看？是不是报中纪委先对邹小达进行………？”
难事让自己解决得差不多了，坏事也让自己来扛么？
曾家辉显然不上这个当，希望工程原秘书长邹小达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自己接手后才暴露出来的事，偏偏让自己现在作为分管领导并兼临时负责人来干这个，那可是费力不讨好的活。既然上面迟迟不对邹小达动手，自己来去沙沙淌这深水干嘛？
他显然不会这么傻干，“审计报告有了，上面怎么处理邹小达，从分管领导的角度，我只能表示两点：第一，坚决服从团中央党组的集体决定；第二，坚决服从中央的意见……”
坚决服从，说白了就是大家说怎么干就怎么干，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呆在这副部级领导岗位上不容易，要想再上一级台阶更非易事，谁也不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绊脚石的，会上的几位领导全都懂这个理。原以为凭曾家辉的个性与干事风格，显然会力主拿下邹小达，而且是违法必究的态度，哪知他也玩起了太极。
鉴于此，会上只是提出了免去邹小达基金会秘书怅职务的决策，去留及相关处理仍然无人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