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乡大院，路上静悄悄的，农忙时候的乡镇，大家劳累了一天，也就早早地睡了，那时候，既没有路灯，也没有车灯，只有头上皎洁的月光和谁家大院里传出来的狗叫声。

按说平时背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毕竟五公里越野我都是连队的前三名，但是那天掰了一天的玉米，手本来就有些酸，不知不觉中，我也冒了虚汗。这2公里的距离，平时觉得没什么，这会倒有些气喘吁吁了。

不知不觉，为了不被滑下去，邓晓阳勒住了我的脖子，我的手也不自觉地托起了邓晓阳的屁股。

就这样，走了几十米，邓晓阳忽然打了一下我的头，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坏蛋，手往哪里放。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手在人家姑娘的屁股上。

把邓晓阳往上背了背，说道，我的邓大主任，你别打了，我也快累趴下了。

邓晓阳又打了一下，说，要不你抱着我吧。

我确实这样一个姿势手没有了力气，就把邓晓阳放下了，然后一把把她抱了起来。她两手勒住我的脖子，然后把她枕在了我的肩膀上。

就这样，我背一会，抱一会，终于到了乡卫生院。

乡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被喊起来，还满脸的怒气，看到来的是邓晓阳，脸色好看了许多。量了体温，一看已经快40度。

医生还是有经验，马上打了退烧针。

但退烧针效果没那么快，还是需要物理降温，我就找了个盆子，找医生要了温开水，也顾不上那么多，就帮着邓晓阳擦了擦额头和脖子。

换了七八次水，熬了一夜，等到第二天，邓晓阳的烧总算退了。人退了烧，精神状态就对了，看着我咧嘴傻笑。

在医院休息了一下，邓晓阳说自己要回家，不想在医院住了。就这样，我带着一袋子花生玉米，就将邓晓阳送回了家。

在公共汽车上，邓晓阳依偎在我的肩膀上，就这样，我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确定了恋人关系。

等到下了车，肩膀上扛着玉米和花生，一手拉着邓晓阳，左走右走的怎么感觉越走越熟悉，最后忽然想起来，这条路不是通往县委大院的路吗？

邓晓阳说，这就是自己家，县委大院。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是那个我在简报里经常看到的人。这一点我也早该想到，那个中专生毕业一年多就可以直接担任党政办主任。

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我放下花生玉米就打算走。

邓晓阳拉着我说，敌人都不怕，还怕自己的同志？你难道让我一个人扛着这些东西回家？

我心里想，大不了就被撵出来，能有个啥。

等到了家门口，邓晓阳敲开了门，还好是其母亲开的门。阿姨看到了明显一愣，但不愧是领导干部家庭，马上就一副笑脸地让我进了门。

当天并不是周末，邓晓阳的父亲作为县城干部，不放秋假，所以并不在家里。

阿姨给我泡了茶，邓晓阳说自己身体昨天发烧快40度，是我这个同事朝阳送自己去的医院，而且还送我回来。

阿姨很热情，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中午非要留我吃饭，邓晓阳就陪我聊天，阿姨就在厨房忙活，我本打算帮忙，被阿姨拒绝了。

不得不说，阿姨有一个好手艺。中午的时候，不一会就做了一个四菜一汤。但聊天的时候，话里话外都是问我的家庭，我的过往，当得知我上过战场，还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时候，阿姨还专门敬了我一杯茶水。

下午的时候，邓晓阳又把我送到汽车站。秋假几天，我对她也是朝思暮想，就连干起农活来，也是心不在焉。我从没有这样盼着上班，当然，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

秋假结束，邓晓阳来上班，一见面，我们就趁着没人先抱了抱。

那时候大家提倡自由恋爱，但是谈恋爱，还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人眼里，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甚至还刻意保持了距离。

过了没多久，邓晓阳告诉我，她妈妈偷偷告诉她，她做副县长的父亲会找机会来看一看我。

说曹操曹操到，当天乡里就接到通知，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书记乡长就带着全乡的干部职工开始打扫大院卫生。其实，对于一般的县领导，并不用这样，但是对于常务副县长，乡长和书记都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大早，书记乡长早早地就在大院等候，约莫10点钟，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大院里，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常务副县长，气场足，派头大，平时威风凛凛的书记乡长现在看起来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就单独把书记乡长留了下来，然后突然乡长到了办公室，把我喊了过去，这时候，书记乡长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面对邓晓阳的父亲。

邓副县长看了看我，说，你还没有解决身份，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我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谈话，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告诉你，你和晓阳的事，我不同意。

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也不容我地质疑，说完后，邓副县长端着保温杯就走了。书记乡长挽留吃饭，邓副县长也没有留下。

回到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同事，大家还在说，这邓副县长咋没吃饭，以前来总是要吃饭的。

回到办公室，晓阳早就急不可耐地问话，爸爸给我说了啥？

我看了晓阳一眼，说道，咱们还是分手吧，咱俩在一起，确实不合适。

邓晓阳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道，我不管，我不分手。

后来，书记和乡长也是有的没的和我谈话，总之就是在敲打我，作为一个临时工，不要得罪领导，也不耽误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又调到了武装部。说是主动申请，其实也是被领导安排过去的，毕竟主动申请说起来更好听。

李部长看着我，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但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劝我还是踏踏实实先干着工作，把正式的身份先解决了。

这期间，我总是躲着晓阳，虽然躲着，但是每天都是刻意的伪装，一天没看到，心里就像猫挠的一样。

等到了1986年的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已经给她父亲摊牌，说咱们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的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的努力能行。

邓晓阳打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这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我就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改革开放是最热的词语，但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并不知道快到什么地步。

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浙江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们的老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战友讲他现在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现在日新月异，我们这里竟然还这么的贫穷落后。他现在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现在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叙旧，重温战友情。第二就是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自己回家里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他，苟富贵勿相忘。

我当时也想着，自己虽然解决了身份，但是如果在乡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和邓晓阳在一起的。

现在，邓晓阳一直和父亲怄气，调她走她也不走，要提拔她也不去。

我心里想着，干脆出去闯一闯，对她也好，对我也好。让她找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

就这样，我找书记乡长提交了辞职报告，这在当时比我进来还要轰动，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下海这一说。

又是乡长和书记轮流找我谈话，总之就是这乡政府虽然工资低，但吃的是公粮，你到上海，简直是自不量力不知好歹。

但我去意已决，临行的时候，我给邓晓阳告别，告诉她忘了我吧。邓晓阳顾不得在办公室，一把抱着我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着我。

我劝了几句，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但万万不敢做邓晓阳的主，因为前途未卜，命运未知，我可以冒险，但我不能容忍心爱的姑娘和我一起冒险。

等到第二天，告别了父母，我就坐上了乡镇的公共汽车，准备到省城然后转车到上海去。

车子驶过乡大院，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我的视线始终停留在这个工作了两年多的乡大院。

等到公共汽车即将驶出乡镇的时候，我的心情一下落寞了很多，放下放不下，都要放下。

突然公共汽车被拦停，一个再熟悉不过的面容上了车，邓晓阳！拿着行李朝我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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