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本来是个相对好的地方，但在京师里住生活成本太高了，官多贵人多见人都要矮三分，住得不爽利。还是延寿教所在的地区好，就算随手买几栋房子过几个月都能一点点升值，虽然是自住不卖也禁不住心里高兴啊。

还有的地主的家业都在本地根本没办法转移，就想办法学着建延寿教的土楼，觉得住进土楼里安全。就算有刁民起义了要杀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在土楼里坚持个十天半个月，说不定朝廷的援兵就到了。

因此还真有人跑到延寿教的地盘去请建过土楼的师傅去他们那儿给他们建防御力不俗的土楼，教一教技术。

周宇不在乎技术外泄，当地地主能建起十座土楼都了不起。可是延寿教真的想打，强势推平两座土楼其他的土楼也就不会负隅顽抗了。

土楼的防御依靠皮厚和弓箭等投掷物，轻甲、无甲的步兵打土楼很头疼，但对大盾重甲的步兵来说根本不疼不痒。如果你破不了我的防，就算有再厚的防御我慢慢敲也能一点点敲开。

但外面的人可以把越寿教的事和延寿教联系起来，也可以把他们分开看，延寿教内部却需要统一一下思想。

越寿教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还是一个勇敢的先行者？他们是延寿教的敌人，还是可以争取的朋友？

这些都要在高层之中进行讨论，进行思路的碰撞，然后统一思想。

周宇在得知越寿教的事情后，组织了一次高层的谈话，最终确定了延寿教对越寿教的态度。

延寿教的底色是从流民中开始的，可以说是最穷困，已经到死亡边缘的一群人。就算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但这种底色还是浸入了延寿教的方方面面。

延寿教有太多的高层和中层都曾经是流民，不论他们对越寿教的“模仿”行为如何看，打心里他们对于越寿教是同情的。

而代表了穷苦人民的延寿教，面对也代表了穷苦人民的越寿教，在阶级上就不能主动切割、分裂。

本来穷苦人民就占了此时社会最大的数量和百分比，代表了他们的延寿教应该将这个阶级里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它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

而如果此时延寿教将自己和越寿教进行切割，甚至斥责、反对越寿教的行为，就会在这个穷苦人民的阶级里产生分裂，分散了力量制造了敌人，还会在延寿教现有教徒中产生思想混乱。

有太多延寿教的教徒是因为受到地主的迫害而破产后被迫加入延寿教的，他们对延寿教的爱和对地主的恨毫不冲突。延寿教如果和越寿教进行主动切割，这部分教徒是会迷茫的，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越寿教做了他们没能做、不敢做的事。

抄地主的家，抢他们的地，想想就爽快！

因此周宇秉承着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原则，决定私下和越寿教搞好关系。此时不寻求和他们的合作，也不去确定双方的关系——到底越寿教是延寿教的“西南分教”呢，还是越寿教愿意成为延寿教在西南地区有自主权的“下属”。

延寿教只是会出于交朋友搞好关系的原则支援他们三样东西：

一批钢制农具，一批宝贵的耕牛，和玉米、土豆、红薯三样种子。

钢制农具他们可以拿来耕地劳动，也可以拿去打架，就看他们自己怎么用了；

耕牛不必说，只要是农民都会喜欢，而且会十分宝贝地使用它们；

玉米、土豆、红薯三样种子嘛就是周宇给他们下的“套”了。高产作物对所有农民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但是如果失去了周宇给他们提供“原种”，他们最多种两年，第三年的种子就要根系腐烂而死。

到时候他们只能找延寿教求高产作物的种子，因为种过高产作物的农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获取减少了几倍的收成。

有这个东西的束缚，未来延寿教和兴汉争天下时，他们就不得不听延寿教的指挥。如果周宇愿意，越寿教的教徒也会十分“顺滑”地变身成为延寿教的教徒。

毕竟延寿教里有高产作物的种子，周宇也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在越寿教时“分”到的田地，除了最狂热核心的信徒，普通的越寿教教徒不需要太多的纠结就会选择延寿教。

当越寿教的高层听闻延寿教的人给他们送来了大批援助，也是激动又兴奋。

他们其实是被迫起义的，虽然现在起义成功了，也见识到了兴汉官府的虚弱。可是内心深处他们还是存在着危机感，生怕朝廷大军涌来把他们灭了。那他们真的会害死太多人。

因此延寿教作为他们一开始模仿的对象，对他们来说周宇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现在延寿教送来援助，就等于偶像承认了他们做得对，这对他们的鼓舞是巨大的。

不仅是受到了承认，更有一种有了朋友，有了依靠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立无援。今后就算朝廷继续派兵来打，他们只要撑住，延寿教肯定也会继续援助他们。

作为延寿教的“粉丝”，越寿教的高层们也听说过延寿教从海外获得了高产奇种的事。这一次能获得据说能每亩产几千斤的作物，也是让他们欣喜若狂。

对于这些种子“水土不服”需要间种“原种”，今后得从延寿教那边不断获得原种才能种，否则会根系腐烂而死这种事，根本没放在心上。

这么好的东西，有点小缺点根本不算事。他们觉得，今后找延寿教再拿原种就行了嘛，人家都支援了这么多农具还有耕牛，怎么可能舍不得一些种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