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基本是月光族，实在没钱了，小胖就偷他爸的货卖，一百块钱进的，十块钱就卖了，然后两个人就去花天酒地。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王直辞职，后来王直和张伟一起去陕西搞中药材生意，小胖还曾经跑去和他们混了大半年。

直到他家生意破产，小胖才离开陕西，回到家，从此，两个人只是偶尔通下电话，再也没见过面。

这些年，小胖家流年不利、霉运连连，温州人在中国号称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天生个个都是生意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王贵贤就是这样的温州人。

王贵贤是个工人出身，本就不是个生意人，后来工厂倒闭，不得不出门做起了生意。

但他为人死板，缺少温州人普遍特有的灵活、变通，不太会搞关系，在那个靠搞关系维系生意的年代，很不得烟抽。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偏他又是个极好面子的人，那时的温州乐青攀比相当厉害，平时都在外地做生意，还表现不出来，一到春节都要回家，就成了炫富大会。

甭管这一年是挣钱亏钱，都要锦衣华服、貂皮裘衣、招摇过市。

喝酒都要茅台、五粮液，抽烟必是软中华，出外请客消费，也是极尽奢华，能多花绝不省钱。

每年春节的开支，没准比在外一年花销的都要大。

其实，王贵贤要是不春节装逼，还是能勉勉强强过得去的，赚不了多少也不至于亏钱。

可是每年这一春节的摆阔，他可就亏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要出去比，老的跟老的比、小的跟小的比。

过一个年，不造个十万八万过不去。

偏这个王贵贤的老丈人，又是个开地下银行的，那年头温州民间的地下银行十分盛行，温州人之所以能走遍天下做生意，就与民间融资、借贷十分便捷，有直接关系。

别说有这些地下银行了，就是没有地下银行，民间借贷也很方便，亲戚朋友之间借贷做生意，是极其普通也是极普遍的事，没有那么多抵押、保人之类的麻烦，就靠信誉。

因为温州是家族社会，都是一个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起，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你就在这个家族社死了，这样的个体，在那个年代是无法生存的，所以绝大多数都守信用。

在北方尤其在东北，帮朋友、帮亲戚、肯借钱，那是仗义、仁义的事和人，只有好人品、讲义气的人，才能做到。

可在温州却不同，人家帮助朋友、亲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与人品没有关系，就是大奸大恶的温州人，也会这么做的。

就像陕南的某些山区里，只要有过路客走到门口，不管认识不认识，主家都会给你下碗面，这是必须的，与人品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一种习惯性民风。

即便主家是个十恶不赦的抢劫犯杀人犯，他也会这么做，温州人民间借贷也是如此。

王贵贤有个开地下钱庄的老丈人，借钱那就更手到擒来了，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积累，借新账还旧账，拆东墙补西墙，债务越滚越大。

后来又给王迅升（小胖的哥哥）盖房子娶媳妇，这都是攀比的硬指标，更是要大出血的，外债就累计的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