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从身边的文件夹里取出了几张塑封的证据：

“根据《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以及转会规程》规定：各洲际足联及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对所属俱乐部的等级类别以及培训费用制定标准，每年更新一次。这个标准一般可作为认定培训成本的参考。

按照足协去年公布的标准，一类俱乐部（中超）补偿标准是50万人民币/年，二类俱乐部（中甲）25万一年，三类俱乐部（中乙）10万一年，四类俱乐部（业余）或12岁以下青训机构2万一年。

这是底线。但是武汉长江的培训成本并非只有这些。

俱乐部每年在青训团队教练员的工资上花费就高达2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400万人民币。

另外，俱乐部提供了免费的食宿，以及青训球员每月的津贴。虽然不多，但是横向比较而言，武汉长江可以说是中国青训质量、球员生活标准最好的俱乐部之一。

我们统计了一下，在每个球员身上每年至少花费40万人民币。

而球员因为毁约对俱乐部造成的损失肯定要高于培养他们的费用，因为这里还涉及了球员转会等一些未发生情况。

为了保证俱乐部未来的正常运营，我们主张违约球员支付合同中规定的违约金。”

何群道：“我们认可足协公布的培训补偿标准，但不认可武汉长江俱乐部的违约金。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我们认为俱乐部的违约金超过了实际损失的30%，应被定义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合同中，关于1000万的违约金是基于培训合同制定的，是经过双方同意的。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本身就要花费巨额资金。

我认为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是合理的惩罚性条款，而非你们定义的补偿性违约条款。”谢冰据理力争。

这就是合同中争议的事情了。

违约金到底是惩罚性的，还是补偿性的？

在《合同法》中对于违约金设定的是“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为导向。

从武汉长江设定的违约金来看，基本上抓准了国内球员的转会身价。

2015年，准国脚级别的门将刘殿座转会广州富力，转会费2000万人民币。

希望之星球员张佳琪转会恒大，转会费2000万人民币。

中甲球队北京北控引进吕鹏，转会费1000万人民币。

被限制了国际转会后，国内球员的身价被刻意的炒高了。这也是魏长缨故意留的后门，正好可以让俱乐部的钱花在国内。

以此类推，一般能踢上中超的球员身价至少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如果这七个球员都卖出去，那就是7000万。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这正是武汉长江不想放手的原因之一。

“基于目前中超、中甲、中乙的球员转会身价，每位球员的身价至少在500万人民币以上，这是俱乐部实打实的损失。希望仲裁委员会能够考虑。”谢冰道。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刚刚成年，他们有选择自己职业生涯的权利。过高的违约金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也会对中国足球人才储备造成影响。希望仲裁委员会考虑。”何群总结道。

肖成点点头：“好的，回去我们会详细审核俱乐部的投入，同时也会充分考虑青训产业预期收益的特殊性，综合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一堂辩论是没办法给出当场的裁判的。只能是分别接受两方的意见，回去开会讨论。

这无疑是武汉长江出给中国足协的新难题。

记者们在旁听了整场比赛后，也有了各自的见解和宣传导向。

有的人想要写俱乐部+学校的培训体系的看法，有的人想要写青训培训的契约精神，还有人则想写一篇感人至深的辛劳父母、冷血俱乐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