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8月，北京的暑气还没完全褪尽，胡同里的老槐树还挂着最后一批聒噪的蝉鸣，安然背着半旧的双肩包，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门前。红墙琉璃瓦的校门透着百年学府的厚重，门口迎新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欢迎新同学”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他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薄汗，校服领口别着的“北京四中”校徽还没摘。
那是他从小到大优秀的证明，如今，这份优秀又添了新的注脚：以683分的高分考入北大预防医学专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安然的口音里带着点胡同里特有的儿化音，却没染上半分“皇城根下”的倨傲。迎新点的学长帮他搬行李时，他忙不迭地说“谢谢您”；宿管阿姨递给他钥匙时，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这份礼貌让他刚到302宿舍，就给另外三个室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302宿舍是标准的四人间，上床下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共用的书桌。安然推门进去时，三个室友已经到得差不多了。靠门第一个床位的男生正蹲在地上整理行李，听见动静抬起头，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你好，我叫崔培昭，河南来的。”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旧衣服，最显眼的是包角露出的一本《人体解剖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
“我叫安然，北京本地的。”安然伸出手，和崔培昭粗糙的手掌握了握，那是一双常年干农活磨出厚茧的手，和安然细皮嫩肉的手形成了鲜明对比。
靠窗的床位坐着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自我介绍：“林浩，福建厦门的，以后咱们就是室友了。”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是当时宿舍里唯一的“大件”。最后一个床位的男生正对着镜子打理卷发，闻言回头眨了眨眼：“艾力，新疆乌鲁木齐的，爱吃肉，以后食堂打饭我帮你们抢鸡腿！”他的行李箱里露出半截维吾尔族特色的花毯，说是妈妈特意让带的，铺在床上睡得香。
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男生，就这样在302宿舍开启了大学生活。班级点名时，安然才知道，预防医学专业一共32个学生，男女各半，像极了精心调配的比例。开学第一周的破冰活动上，安然主动帮女生搬矿泉水，给外地同学指去食堂的近路，连艾力随口提了一句想吃馕，他周末回家都特意绕到牛街买了两个带回来。“安然这人，别看是北京孩子，特够意思。”林浩私下跟崔培昭说时，崔培昭正低头给家里写信，闻言抬头笑了笑，在信纸上添了一句：“室友都很好，您和我爸放心。”
这份融洽的氛围，在开学一个月后的例行体检中，被彻底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天下午，安然正在图书馆背解剖名词，辅导员突然找他去办公室，脸色严肃得像蒙了一层霜。“安然，你的体检报告有点问题，肝功能指标异常，复查结果出来了，是病毒性肝炎。”辅导员的话像一颗炸雷，在安然耳边轰然炸开。他手里的解剖书“啪”地掉在地上，封面的“人体结构”四个字格外刺眼，作为学医的学生，他比谁都清楚肝炎意味着什么，更清楚在集体生活里，这个病会带来怎样的偏见。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安然沿着未名湖走了整整一圈。秋风吹过，荷叶簌簌作响，平日里觉得静谧优美的湖面，此刻在他眼里却透着一股子寒意。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抱着他哭的样子；想起母亲为了供他读书，在超市打两份工，手上的裂口冬天总也愈合不了。他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终究还是按了回去。他不能说，母亲已经够累了，他不想再让她担心；更不能让同学知道，他怕那些曾经友善的目光，变成躲闪和厌恶。
从那天起，安然变了。男生宿舍里向来不讲究，崔培昭的毛巾偶尔会和林浩的搭在一起，艾力经常借室友的饭盒泡方便面，可安然却突然成了“洁癖”。他买了单独的洗漱用品，用一个蓝色的塑料筐装着，每次用完都锁进自己的柜子；吃饭时他总是独自坐在食堂的角落，饭盒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宿舍里的公共水壶，他再也没碰过，每天自己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背影孤零零的。
起初大家并没在意。崔培昭以为他是刚开学不适应集体生活，还主动邀他一起去上自习：“安然，晚上去三教吧？那里灯亮，适合背书。”安然却摇了摇头，含糊地说“我还有事”，转身就回了宿舍。林浩调侃他“是不是有秘密”，他也只是扯了扯嘴角，没接话。艾力好几次想拉他一起去操场打球，都被他以“身体不舒服”推脱了。渐渐地，302宿舍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安然像一颗被裹上保鲜膜的水果，看似完好，却和其他人隔了一层无法穿透的屏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体检中心的护士和林浩的表姐是同事，闲聊时提了一句“北大医学部有个学生查出肝炎”，林浩顺着线索一猜，就知道是安然。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班级。有人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故意绕开他走，甚至有女生在他经过时，悄悄用手捂住口鼻。宿舍里的气氛更是降到了冰点，林浩和艾力再也不在宿舍里吃零食，晚上回来也尽量不说话，洗漱时总是等安然用完水房再进去，连眼神都很少和他交汇。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只有崔培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会在安然打水回来时，顺手帮他扶一下门；会在安然熬夜看书时，默默给他留一盏台灯；会在食堂遇见他时，端着餐盘坐在他对面，笑着说“今天的红烧肉不错，你多吃点”。有一次，林浩拉着崔培昭小声说：“你别老跟他待在一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崔培昭皱了皱眉，认真地说：“我们是学医的，都知道肝炎的传播途径，只要注意防护就没事。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们不能这么对他。”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安然和崔培昭两个人。安然坐在书桌前，假装看电脑，屏幕上的内容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崔培昭泡了两杯热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安然，我知道你心里有事。你别担心，肝炎不是绝症，好好治疗就能控制住。我们都是同学，不会因为这个就疏远你的。”
安然的肩膀猛地一颤，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崔培昭真诚的眼睛，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长久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个病……我怕你们嫌弃我，怕我妈担心……”
“我理解。”崔培昭打断他，语气很轻，却带着力量，“我7个月大的时候，我亲爸就没了。我妈带着我改嫁，继父虽然对我好，可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小时候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接放学，我就躲在墙角哭。”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知道，心里藏着事的滋味不好受。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两个同样没有亲生父亲的男生，聊了很久。安然说起自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怎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崔培昭说起自己5岁就跟着继父下田，10岁就包揽了家里的家务，给劳累的继父洗脚按摩。他们聊学习上的难题，聊对未来的憧憬，聊宿舍里的趣事。安然发现，崔培昭虽然来自农村，却比他沉稳得多；崔培昭也觉得，安然看似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
从那以后，安然和崔培昭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崔培昭帮安然补他不擅长的统计学，安然给崔培昭讲北京的历史典故；他们一起去水房打水，崔培昭帮安然提重的暖瓶，安然帮崔培昭占食堂的位置；他们甚至一起逃过一次选修课，躲在宿舍里吃泡面，看老电影。班级里的同学见他们走得近，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人多说什么，毕竟，在这个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有人愿意和安然亲近，已经是件难得的事了。
可这份友谊，从一开始就埋着隐患。安然和崔培昭虽然有着相似的身世，性格却截然不同。安然是被母亲宠大的，母亲总觉得亏欠他，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不到5岁的时候，安然说要学书法，母亲立刻给他报了最贵的兴趣班，买了最好的文房四宝；他说要学钢琴，母亲咬咬牙，花了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别的孩子练书法最多坚持40分钟，安然却能坐在那里练一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有毅力，而是因为他认定的事，就必须做到，哪怕哭着也要完成。
有一次，母子俩在家看电视，正好赶上奥运会颁奖，国歌响起的时候，安然突然“腾”地站起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奏国歌了，快起立！”母亲愣了一下，笑着说：“傻儿子，家里不用这么讲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用起立。”安然却急了，小脸涨得通红：“老师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都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他拽着母亲的胳膊不撒手，非要让她站起来不可。母亲拗不过他，只好无奈地站起身，看着儿子站得笔直的小身影，眼里满是宠溺和无奈。
上了初中以后，安然的脾气越来越倔，还特别爱钻牛角尖。他认定的道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要是反驳他，他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砸墙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会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他因为同桌借了他的钢笔没还，和同桌在教室里大打出手，把同桌的鼻子都打破了。老师找母亲谈话，语气沉重地说：“安然这孩子有点不一样，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太差了，你最好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母亲那时候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觉得是孩子青春期叛逆，笑着打圆场：“他就是脾气急，长大了就好了。”直到1999年，安然因为和老师顶嘴，被学校记了警告处分，母亲才慌了神，带着他去了北京第六医院，那是北京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医生诊断安然有轻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需要长期治疗。母亲陪着他做了两年的心理治疗，安然的情况好了一些，可随着高考临近，学业越来越重，治疗也不得不中断了。
而崔培昭，却活成了安然的反面。他来自河南农村，家里条件不好，母亲是小学老师，继父在工地上打工，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崔培昭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5岁就跟着大人下田拔草，7岁就会做饭洗衣，10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家务全包了。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崔培昭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给弟妹做饭，还要兼顾学习，期末考试居然还考了全班第一。继父常说：“培昭这孩子，比大人还懂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学校里，崔培昭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同学借他的笔记，他二话不说就给；室友忘记带钥匙，他哪怕在图书馆复习，也会跑回来开门；女生找他帮忙搬书，他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却还是乐呵呵地帮忙。他是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他，继父把攒了很久的500块钱塞给他，哽咽着说：“娃，到了北京好好读书，别给家里丢脸。”崔培昭攥着那500块钱，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他知道，这500块钱，是继父在工地上搬了一个月的砖换来的。
到了北大以后，崔培昭更是把“勤奋”两个字刻在了骨子里。每天早上6点，他准时起床去操场背单词；晚上图书馆闭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宿舍；周末别人去逛街、看电影，他要么去打工赚生活费，要么在宿舍复习功课。第一次期末考试，崔培昭就考了全班第一，拿到了一等奖学金。他把奖学金寄回家里，给母亲买了一件新棉袄，给继父买了一双劳保鞋，给弟妹买了新文具。母亲打电话来，声音哽咽着说：“娃，你自己在外面也要吃好点，别太省了。”崔培昭笑着说：“妈，我在学校吃得好着呢，您放心。”挂了电话，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吃了起来，那是他的午餐。
安然看着崔培昭拿奖学金，心里先是替他高兴，可渐渐地，就生出了一丝不平衡。安然从小就是尖子生，在北京四中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年级前几名，老师捧着，同学敬着。可到了北大，人才济济，他的优势一下子就没了。统计学他不如崔培昭，流行病学他不如林浩，甚至连选修课的论文，老师都表扬了崔培昭的观点新颖。更让他难受的是，崔培昭的人缘越来越好，尤其是女生，总爱找他问问题。
崔培昭性格温和，又有点害羞，见了女生说话都脸红，可偏偏就有女生喜欢他这股子憨厚劲儿。有一次，班里的女生组织去颐和园玩，特意拉上了崔培昭。一路上，女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有的问学习方法，有的问河南的风土人情，崔培昭虽然脸红，却都耐心地一一回答。安然也想去凑热闹，可他刚走过去，女生们就像没看见他一样，纷纷找借口散开了。有个女生甚至小声对同伴说：“他有肝炎，离他远点。”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安然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