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是来反映问题的，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郑建国说，他的语气平和，听不出半点居功的意思。官腔之外，他更像一个关心晚辈的长辈。

他接着叮嘱道：“老张，你现在要做的有几件事，你记一下。第一，把这个消息尽快通知到其他工人，稳住大家的情绪，告诉他们不要再采取任何过激的行动，一切等周五开完会再说。第二，你们内部商量一下，选出三到五个能说清事情、头脑也清醒的代表，到时候一起来参会，人太多了场面容易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们回去把手头上所有能证明开发商承诺过的材料都准备好。比如当时跟你们谈话的刘经理的名片，有没有相关的录音、聊天记录，或者是在场的其他证人。把要说的话，要问的问题，都在纸上列个一二三，做到有理有据。”

郑建国这番话说得极为细致，几乎是在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去为自己争取权益。他知道，这些朴实的工人，光有一腔怒火是不够的，面对开发商那种老油条，他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老张在电话那头连连应声，不住地说：“哎，哎！我记下了，郑局，您想得太周到了！我们这就去准备！”

郑建国嗯了一声，觉得还有件事需要补充。他想了想，从笔筒里拿起自己的另一支笔，翻到笔记本的扉页，那里写着他的私人号码。

“老张，还有个事。”他说，“我办公室的电话，你白天打才有人。这样吧，我把我的手机号也告诉你，你记一下，139xxxxxxxx。这几天，如果有什么紧急的、突发的情况，你们自己处理不了，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记住，是急事。”

把私人手机号给一个素昧平生的上访群众，这在体制内并不常见。但郑建国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电话号码，更是一颗定心丸。他要让这些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人知道，政府这里，有一扇门是随时为他们敞开的。

电话那头的老张再次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更加沉重，也充满了更深的感动。他结结巴巴地，半天只说出几个字：“郑局……您……这……我……”

一个普通的工人，何曾有过这种待遇——市局的领导，不仅亲自为他们出头，还把私人手机号给了他们。这份信任和尊重，远比开协调会本身，更能温暖人心。、

打完给老张的电话，郑建国感觉心里的一个疙瘩暂时解开了。他将手机放在桌上，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杯，将里面的浓茶一饮而尽。苦涩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让他因长时间通话而有些发干的嗓子舒服了不少，也让那股烦躁的火气跟着平复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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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天，也就是周三和周四，郑建国重新被卷入了日常工作的洪流中。

周三上午，他参加了局里关于上半年工作总结的冗长会议，听着各个科室汇报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官样文章，他的思绪却好几次飘远。当分管城建的副局长在上面念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时，郑建国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老张那张布满褶皱和期盼的脸，以及王总在电话里那套圆滑得近乎油腻的说辞。

他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会议要点，一边忍不住在想：保驾护航，到底保的是谁的驾，护的是谁的航？是这些给城市添砖加瓦的普通工人，还是那些财大气粗、精于算计的开发商？

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了心上。

他一边处理着手头积压的文件——城西老旧小区改造的申请、北郊工业园区排污管道的整改报告——一边始终惦记着工人们的这个事。 这件事就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他的心神。每次电话铃响，他都会下意识地以为是老张打来的，担心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变故。而每当在文件里看到“宏远集团”或者“城南项目”这几个字时，他的眉头都会不自觉地皱起来。

周四下午，离协调会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了。送走最后一波来汇报工作的下属后，郑建国锁上了办公室的门，特意嘱咐外面的秘书，如果没有天大的急事，不要打扰他。

他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拖出一个沉重的、印着“城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蓝色文件夹。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沓资料。他抽空，将相关的政策文件和项目审批资料，仔仔细细地又重新捋了一遍。

台灯的光晕在他面前投下一片安静的明亮。他戴上老花镜，手指捻着纸页，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上缓慢移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补偿方式……货币补偿金额……他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市重点项目建设用地补偿安置办法》附件二……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他又用笔在下面划了一道重重的横线。

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是在为第二天的协调会寻找“弹药”。他想着开会的时候，要怎么帮那些可能说不清楚话的工人，把他们凌乱的诉求，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 比如，他们要求的“额外补偿”，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政策擦边球可以打？那个“产权车位”的承诺，在项目最初的规划公示里，有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引申解释的蛛丝马迹？

他要把这些诉求，掰开揉碎了，一一对应到白纸黑字的政策规定上去。 只有这样，才能让开发商无从抵赖，也让自己的“协调”站得住脚。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自己做的笔记，郑建国摘下眼镜，揉了揉酸胀的鼻梁。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远处亮起的万家灯火，心里不禁泛起一阵无力感。

他很清楚，自己终究只是一个处在中间位置的普通干部，手里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不是法官，不能直接判决；他更不是主管城建的市领导，无法用行政命令去逼着财大气粗的开发商，为一句口头承诺就多掏出几百万来。 强行施压，最后很可能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甚至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

但是，他又无法坐视不理。

他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至少要保证，工人们那些写在合同里、法律里，该得的一分一毫，都能分毫不差地落到他们的口袋里。

决不能让宏远集团用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术和法律陷阱，把这群老实人给忽悠了。

周五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距离约定的协调会还有一刻钟。

市局三号会议室里，郑建国已经提前到了。他让科室里跟着进来学习的年轻同事小刘，把窗户推开一道缝，让午后略带凉意的风吹散了房间里沉闷的空气。桌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白色瓷杯已经沏好了热茶，袅袅的蒸汽在微光中升腾。郑建国坐在主位上，面前摊开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是他这两天准备的要点和相关的政策条款。他准备好了一切，只等着双方的到来。

没多久，门被轻轻敲响了。老张带着另外四个男人拘谨地走了进来。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代表。 这几个人显然特意收拾过，身上都换了最干净的衣服，但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以及眼神里那份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局促——却无法掩饰。他们像一群误入瓷器店的壮牛，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什么。

“郑局……”老张看到郑建国，像是看到了主心骨，快步走上前来。

“来了，老张。别紧张，都坐吧。”郑建国温和地指了指会议桌的一侧，示意他们坐下。他能感觉到，他们紧绷的身体里，蕴藏着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最后一丝希望。

工人们落座后不久，会议室的门被“唰”地一下推开了，一股混杂着古龙水和皮革味道的气息涌了进来。开发商那边，王经理领着两个手下，踩着锃亮的皮鞋，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王经理依旧是那身笔挺的西装，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他身后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神情精明，看起来像是法务或助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职员，手里捧着一沓文件，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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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侧从容落座，与局促不安的工人们形成了鲜明、甚至有些刺眼的对比。

三点整，郑建国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对峙分明的两方，开口道：“今天请大家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沟通问题、解决问题。希望大家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谈。工人代表这边，你们先说。”

他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那根紧绷的弦，瞬间就被拨响了，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一开始，不等老张开口，他旁边一个脾气最火爆的、名叫李大头的工人“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王经理。

“王经理！你们宏远集团还要不要脸了！当初那个姓刘的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除了补偿款，每家再给一个产权车位！现在房子拆了，地也平了，你们他娘的说话不算数了？”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膛里吼出来的。

他这一发作，立刻引燃了其他几人的怒火，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

“就是！骗子！把我们当猴耍！”

“要不是信了你们的话，我们能那么痛快签字吗？”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嘈杂。郑建国眉头一皱，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一个一个说！李师傅，你先坐下，让老张说。”

老张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情绪，他黝黑的手掌按住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的笔记本，沉声说道：“王总，我们不是来无理取闹的。我们都是粗人，只会认死理。当初你们项目上的刘经理，前前后后找了我们十几趟，嘴上说得比唱得都好听。白纸黑字的补偿我们认，但他亲口承诺的额外补偿和车位，也是你们给的条件，现在为什么就不认账了？”

面对工人们群情激愤的控诉，王经理脸上那职业性的微笑却丝毫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