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找。”

红姐本来心里有些不快，见他真的有事，便识趣地站起身，撂了句：“那等你忙完了，晚上来陪红姐喝几杯。”听到田之雄难得地冲她笑嘻嘻“哎”了一声，便扭着腰肢美滋滋地走开了。

田之雄坐到大牙那装饰得俗气又夸张的办公室里没两个小时，大牙还真领着三个人走进来，看举止打扮确实是大陆逃港者。

田之雄拿出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桌上放了一叠简历表，让他们先分头填写好，随即一个一个分别与他们聊起来。

第一个是老实木讷的农民，恰巧是田之雄的老乡，广东宝安人，大字不识几个，简历表上除了姓名一片空白。田之雄与他聊了聊家乡的情况，当得知他是纯粹因为饥饿而偷渡香港找条生路时，心里叹息了一声，找出20港币零钞递给他，那农民千恩万谢地走了。

第二个是湖南某厂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又因为参与赌博欠了好多钱，用刀捅了债主，惹了命案，才跑到香港来的，现在在大牙手底下做马仔，田之雄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三言两语便打发他走了。

第三个干部模样的原是广州某机关的财务科长，因为贪污公款被公安机关追捕，不得已偷渡香港的。当听说田之雄是代表台湾特别机关的，这小子一脸谄媚，急吼吼地赌咒发誓与大陆不共戴天，愿肝脑涂地跟着田之雄干。田之雄从心里厌恶这种社会垃圾，可又没事可做，为打发时间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瞎聊。聊够了，便让他滚蛋了。

到了晚上，田之雄想想没地方可去，就在大牙的办公室里沙发上凑合了一晚，红姐来邀他喝酒、大牙来请他吃宵夜，他都说头疼睡下了。

第二天，他又让大牙找来几个逃港者，不出意料，不是出来找活路的农民，就是在大陆有案底的家伙，要么就是破落的地主富农。看看简历表也积累了一摞了，觉得可以交差了，干脆吃过饭就躺在沙发上睡起大觉来。

等他被酒吧里红姐旖旎的歌声吵醒，天都黑了。他抄起电话给行动组莫之英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说着带口音中文的老外，自称是莫先生的朋友，他心里一惊，英哥朋友多没错，可从来不让别人接他的电话。他急忙按下叉簧，又给站长办公室打过去，又是一个带口音的鬼佬接的！联想到密信让他别去站里的警示，田之雄意识到站里可能出大事了。

他思虑再三，又拿起电话给田佩瑜的一个备用电话打过去，电话通了许久，才有个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了声：“喂？”

“是佩瑜兄吗？是我。”

听筒里的声音立刻变得亢奋起来：“罗组长，是你吗？你还好吗？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外面出差，站里出什么事了？…”

田之雄话没说完便被田佩瑜带着绝望的情绪一叠连声打断了：“出大事了！站里被抄了，还有中二组，还有仓库……”

田之雄厉声喝道：“别在电话里说。”

“站里的干部就剩咱们俩人了…”田佩瑜还在哭诉。

“听着，过一个小时你到九龙城上海道路口来，手里拿本《风月》杂志做暗号，我们见面再说！千万注意，别带尾巴！”